第二十六章 镜头 (第1/2页)

一周后，丰源县汽车站。
　　
　　炜杰没去接站。他坐在服务中心柜台后面，面前摊着三样东西：陈平昨晚送来的“媒体联络清单“、刘志刚刚统计的“联合会首日入会名单“、还有虎子从县城裁缝铺取回的一叠红袖章——上面印着八个字：“丰源县殡葬互助联合会“。
　　
　　“老板，“虎子从门外探头，额头上的疤被太阳晒得发红，“周正声的车……进县城了。三辆奥迪，一辆面包车。面包车上印着'省电视台'。“
　　
　　炜杰没抬头。
　　
　　“刘志刚，客户代表到了多少？“
　　
　　“一百二十七个。“刘志刚的声音发紧，“比预计的少了三十个……沙河镇刘大宝那边，只来了八个。“
　　
　　“够了。“炜杰把账本合上，“一百二十七个人，比三十个记者值钱。“
　　
　　他站起身，从柜台下面抽出那顶瓜皮帽，没戴，拿在手里。今天不能戴——今天他不是什么“龙哥的人“，不是什么“坤叔的代理人“，他只是炜杰，联合会的发起人。
　　
　　“虎子，铜锣带了？“
　　
　　“带了。“
　　
　　“今天不敲锣。“炜杰说，“今天敲鼓。老周扎纸人用的那面牛皮鼓，搬出来，摆在门口。“
　　
　　“鼓？“
　　
　　“迎宾鼓。“炜杰看向窗外，县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，阳光把柏油路面晒得发软，“周正声是省里来的，按规矩，得有锣鼓队。咱们没有锣鼓队，只有一面鼓。但一面鼓，够了。“
　　
　　上午十点，服务中心门口。
　　
　　周正声从第一辆奥迪下来。六十二岁，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穿一件深灰色中山装，左胸口袋上方别着两枚徽章——一枚是“永州市殡葬协会会长“，另一枚是“省政协委员“。他身后跟着马世昌，藏青色中山装，低着头，像个跟班。
　　
　　面包车上跳下来四个人。两个扛摄像机的，一个拿话筒的女记者，还有一个穿马甲的年轻男人，手里拎着录音杆，杆头像一朵盛开的黑色蘑菇。
　　
　　女记者三十来岁，短发，穿一件米色风衣，话筒上印着“省电视台新闻频道“几个字。她一下车，镜头就对准了服务中心的牌匾——“丰源县殡葬服务中心“，歪歪扭扭的八个字，红漆干透，在阳光下像八团沉稳的暗火。
　　
　　“周会长，“女记者把话筒递过去，“这就是您说的'需要整顿'的基层服务点？“
　　
　　周正声没接话筒。他看向炜杰——炜杰站在门口，蓝布衬衫，袖口卷到小臂，手里握着那顶瓜皮帽。他身后，是一百二十七个客户代表，站成三排，没人说话，没人举牌，只是站着，像一百二十七座沉默的碑。
　　
　　“炜杰？“周正声开口，声音不高，但有种长期的威严感，像一口养了多年的老茶。
　　
　　“周会长。“炜杰点头，没伸手，“里面请。“
　　
　　“不急着进去。“周正声看向那一百二十七个人，目光像手术刀，精准地扫过每一张脸，“这些人，是干什么？“
　　
　　“联合会的成员。“炜杰说，“也是最该说话的人。“
　　
　　周正声挑眉：“你想让他们说话？“
　　
　　“不是我想。“炜杰说，“是他们想说。您来一趟不容易，从市里到县城，四个小时车程。他们有的是从乡镇走路来的，走了三小时。您有四个小时听汇报，他们有三小时的话要说。“
　　
　　马世昌在旁边冷笑：“炜杰，周会长是省政协委员，时间宝贵……“
　　
　　“时间宝贵，“炜杰打断他，“所以才要听真东西。马副秘书长，您上周带来的孙主任，也说我'时间宝贵'，结果递给我一张没有执法权的废纸。“
　　
　　马世昌的脸涨红了。女记者的镜头立刻转向他——摄像师的本能，捕捉到冲突就推镜头。
　　
　　周正声抬了抬手，马世昌闭嘴了。
　　
　　“好。“周正声说，“我听。但不在这里。里面，会议室。“
　　
　　“没有会议室。“炜杰说，“只有接待厅。长凳，茶水，自己倒。“
　　
　　接待厅里，四十条长凳，坐得满满当当。
　　
　　周正声坐在第一排正中，马世昌坐他左边，女记者和摄像师在右侧架机位。灯光打开，白炽灯的热量像某种无形的压迫，让空气变得粘稠。
　　
　　炜杰没坐。他站在长凳尽头，像一把插在地上的刀。
　　
　　“周会长，“炜杰开口，“您今天来，带着省电视台，带着马副秘书长，带着标准化调研的任务。我不跟您谈虚的，只谈三件事。“
　　
　　他竖起一根手指：“第一，什么是标准化？“
　　
　　“马副会长的标准化，是'统一采购、统一调配、统一定价'。水泥盒叫'经济型'，卖八块；杂木刷漆叫'标准型'，卖三十五。客户不知道成本，不知道材质，只知道——协会定的价，爱买不买。“
　　
　　炜杰从冯爷手里接过一份油印纸，举起来，对着镜头。
　　
　　“我的标准化，是'明码标价、材质公开、成本透明'。紫砂盒，成本十八，售价二十八，利润十块，写在纸上。柏木棺材，成本八十，售价一百，利润二十，刻在木板上。客户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，手艺人知道每一份工钱怎么来。“
　　
　　女记者的话筒往前伸了伸。摄像师的镜头对准了那份油印纸——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，像某种古老的符咒。
　　
　　“第二，“炜杰竖起第二根手指，“谁的标准？“
　　
　　“马副会长的标准，是协会定的。三十个会员，坐在会议室里，投票表决。客户没资格投票，手艺人没资格投票，只有'会员'能投票。而会员的资格，是交会费换来的。“
　　
　　他看向那一百二十七个人。
　　
　　“我的标准，是联合会定的。客户、联络人、手艺人，三方各三分之一票。今天到场的一百二十七个人，每个人都有发言权。不是代表我，是代表他们自己。“
　　
　　周正声的眉头皱了一下。这是他进门以来，第一次出现“意外“的表情。他见过无数基层创新，但没见过这种——把“定价权“分给客户和手艺人。
　　
　　“第三，“炜杰竖起第三根手指，“标准化为了谁？“
　　
　　“马副会长的标准化，为了'管理'。管理费每月五十，乡镇每月三十，统一采购加价三成。协会的收入稳了，客户的负担重了。“
　　
　　炜杰从怀里掏出那本相册——八百张照片做成的册子，递给女记者。
　　
　　“我的标准化，为了'信任'。这相册里，八百个人，八百个故事。您随便翻一页，我让您看看，标准化是为了谁。“
　　
　　女记者接过相册，翻开。镜头推近，给特写。
　　
　　第一页：周婶，六十七岁，头发花白，站在服务中心门口。照片下面写着：“我叫周秀兰，清水镇人。赵有德收了我五十块押金，给我一张废纸。炜杰把我废纸换成了真协议，没要我一分钱。“
　　
　　第二页：孙大成，五十二岁，国字脸。写着：“我叫孙大成，签了预办协议，介绍五个邻居，返了二十五块。这钱，够我给娃买双新鞋。“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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